当我们想起走过的每一座城市，心中是不是都会浮现出某种基本色呢？譬如南京，我们一下就会想到粉色，因为六朝衣冠，因为玄武湖春天穿越千年的桃花；如北京，我们会想到皇家专有的亮黄，因为故宫大屋顶和红墙上的琉璃瓦；再如我时常客居的海口，我们会想起蔚蓝，因为半包裹它的高远洁净的天空和像天空一样色调的大海。那么汕头呢？世界著名商帮潮汕商帮的大本营和出发地，中国第一批沿海改革开放城市中的一座，地处韩、榕、练三江冲积平原之上，濒海、沿边、沿江，港口位置兼顾南洋和东洋航道的要冲，得天也独远，得地也独厚，这座中外驰名的商业城奔涌激荡的也不该只是滔滔不尽的江海之水，而是——我还认为首先就应当是——潮商手掌心中被玩得叮当作响的银子。加上蓝天和大海之间被日光照耀的无数高楼玻璃幕墙反射出的一片银白色的城市之光，如江海之水一样浩浩汤汤，漫无际涯，说她的色彩是银色的，我以为不应当引起太大的异议。

汕头很大，来的次数越多，对她的了解越深，越会生出这样的浩叹。小公园景区，开埠博物馆，侨批博物馆，始终是海防重地的南澳岛上古老的炮台和位于“粤闽界”界碑前的总兵府遗址，当然还有位于澄海区隆都镇前美村、被誉为“岭南第一侨宅”的陈慈黉故居，建筑面积16000平方米，差不多是我写过的乔家大院的4倍。当然还有城市的新区，包括眼下正在建造中的亚青会场馆，都在让汕头变得更大。一座城市的大小当然不限于它的疆域、人口和物产，还有它的文化以及历经千载百代如同永恒之火一样熊熊燃烧的城市精神，它们以传说的方式传播四方，历久弥新。最令人惊奇的是更多有关潮汕人的传说不在本地而在海外，下南洋时他们还一文不名，可是不用多少年，他们中不少人就会衣锦荣归，成为成功的商业家，其实力的消长甚至足以影响某地的经济盛衰。回来了做什么？办企业，建学校，修路架桥，惠及乡梓。这样一座粤东名城，我都怀疑每一位居民血管里流淌的都是银白色的血液，因为银子就是城市血管中奔涌流淌的血液。

但是最近的一次对汕头的拜访，我还是发现自己错了，因为这座城市还有另一种色彩：红色。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这次主人为我和我的同道安排的首先就是对汕头红色遗迹的瞻仰，而第一个瞻仰之地就是在汕头革命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大南山革命遗址。

天气炎热，大轿车在崎岖不平的山路上走了很久才到达目的地。因为我的军人和军旅作家的身份，在过往的许多年间，我拜谒过众多革命根据地，对土地革命战争的历史和人物自认为已经有了相当多的了解，行程开始之际，虽然对这样一次新的对革命遗址的瞻仰依旧充满着庄敬肃穆之情，却对于是否有新的收获不抱太多期待。但是刚刚进入这样一次被称为“红场之旅”的拜谒，我的感情就发生了改变。

大南山革命遗址位于汕头市潮南区红场镇，作为汕头市重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它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我党我军重要的革命根据地之一，充满了光荣的战斗与牺牲的历史，这是我事先能想得到的；我没能想得到的是另外一些一旦踏足其间就令人震惊的新发现。大南山革命根据地并不是一块普通的根据地，它直接发端于我党我军打响对蒋介石反动派第一枪的“八一南昌起义”，以后这支队伍一路南下，最早试图进入的就是粤东潮汕濒海地区，由于这里是中国革命早期领导人之一彭湃的故乡，又由于在这场最初的红色革命斗争中，由彭湃打下农民运动基础的海陆丰的斗争形势最好，后来这块范围扩展到粤闽赣三省二十多个县的根据地一般被称为海陆丰革命根据地。大南山苏区是海陆丰革命根据地的一部分，在它之后，以潮汕本地人古大存等人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又继续在这里建立了另一个红色根据地——东江革命根据地，而在这两个相互衔接的红色根据地的斗争史中，更是出现了众多共产党员的名字：彭湃、徐向前、李富春、邓发、方方、古大存……这些人先后在这块血与火的土地上领导过当地的土地革命战争，并相继成为两块根据地的创建者、坚守者和战斗者。

最早的当然是彭湃，早在1927年10月，他就在同属大潮汕地区的海陆丰发动和领导了武装起义，建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村苏维埃政权。1928年的2月23日至28日，身为中共东江特委书记的彭湃又会同徐向前率领的广州起义部队红四师部分兵力，在海陆丰、普宁、惠来、潮州一带开展游击武装斗争，并且攻占了惠来县域。当年6月，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他在敌情逼迫下不得不转入大南山领导红军作战，在一处如今被称为“英雄石洞”实则只可被视为一堆乱石缝的山洞里躲藏，而在其后4个多月时间里，一位名叫林娘圃的山下村民，天天扮成砍柴的樵夫，为彭湃送饭并传递情报。也是在这场攻打惠来县城的战斗中，红四师师长徐向前在与国民党反动派部队的激战中腿部负伤化脓，被彭湃指派人员送往大南山一个不大的洞穴内隐蔽疗伤，该村党员蓝坤、陈巧莲不顾个人安危，上山采集草药为徐向前敷伤，天天送去食物，直到18天后徐向前康复，重新走上战场。1928年下半年，彭湃牺牲、徐向前被中央派往鄂东北之后，大南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陷入低潮，国民党军阀对当地支持革命的群众进行屠杀，村村放火，连老人和怀孕的妇女都不放过，大南山革命群众的牺牲不可谓不大，但是革命的意志并没有消亡，人民没有被吓倒，1930年11月，中共中央代表邓发和中共广东省委常委、组织部长李富春及方方等同志，再次来到大南山，主持召开闽粤赣边区第一次党代会，成立以邓发为书记的中共闽粤赣边区特别委员会，恢复根据地。为纪念先烈，1931年5月17日至23日召开的东江第二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庄严宣布，将当地称谓近百年的“石船”乡命名为“红场”。石匠翁千在阅兵台的正面巨石上刻上了“巩固苏维埃政权”7个大字，成为大南山红色革命永不褪色的历史印记。在我们走过的大多数革命根据地，红军的口号是写在纸上或用笔墨写在墙上、门板上的，但是大南山革命者的口号刻在石头上。战争是残酷的，东江革命根据地的红军队伍最多时达到过900余人，而最后可以查到姓名的牺牲者竟高达600余人，加上没有留下姓名的，可以想象几乎全部牺牲。这样一支队伍，这样一块根据地，虽然其历史到1931年底就基本结束了，但是它的斗争，连同斗争的残酷程度，都称得上惊天地泣鬼神这6个大字!

大南山革命根据地和东江革命根据地的另一重要历史贡献，是在汕头和中央苏区之间建立了一条地下交通线，而作为地下交通线首站的汕头红色交通站，接待和掩护过的200多位名人中，就包括周恩来、陈赓等人。在这个小小的建立在闹市区的交通站里，又隐藏了多少惊心动魄可歌可泣的红色故事呢？

大南山革命遗址的中心广场——红场上站立着一位女革命者的塑像，这位革命者为了掩护红军，甘愿牺牲了自己和已经怀孕的女儿。在这位普通的潮汕女革命者的面前，我蓦然想到了一件事情：当年奔涌在这位先烈身上的红色血液，就是100多年来络绎不绝下南洋打天下终有大成的潮汕人的血液。说到潮汕精神，潮汕商帮精神，它们真正的底色，不就是大南山革命遗址无数先烈身上奔涌过的那一腔腔热血的殷红底色吗？